正觉网
正觉网
慧能大师 莲池大师 达摩祖师 虚云法师 弘一法师
主页/ 印顺法师/ 文章正文

平凡的一生

导读:平凡的一生(增订本)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 我今年八十九岁,出家也已经六十多年了。在这不太短的岁月中,总该有些值得回忆的吧!平凡的自己,过着平淡的生活。回忆起来,如白云消失在遥远的虚空一般,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!我的一生,无关于国家大事,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兴衰。我不能救人,也不能杀人。平凡的一生,没有多釆多姿的生活,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。平凡的一生,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,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!  静静的回...

  平凡的一生(增订本)

  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

  我今年八十九岁,出家也已经六十多年了。在这不太短的岁月中,总该有些值得回忆的吧!平凡的自己,过着平淡的生活。回忆起来,如白云消失在遥远的虚空一般,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!我的一生,无关于国家大事,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兴衰。我不能救人,也不能杀人。平凡的一生,没有多釆多姿的生活,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。平凡的一生,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,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!

  静静的回忆自己,观察自己──这是四十八岁以后的事了。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,向前流去,流去。忽而停滞,又忽而团团转。有时激起了浪花,为浪花所掩盖,而又平静了,还是那样的流去。为什么会这样?不但落叶不明白,落叶 [P2] 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。只觉得──有些是当时发觉,有些是事后发现,自己的一切,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。因缘,是那样的真实,那样的不可思议!有些特殊因缘,一直到现在,还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。

  人生,只是因缘──前后延续,自他关涉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,因缘决定了一切。因缘有被动性、主动性。被动性的是机缘,是巧合,是难可思议的奇迹。主动性的是把握、是促发、是开创。在对人对事的关系中,我是顺应因缘的,等因缘来凑泊,顺因缘而流变。如以儒者的观点来说,近于「居易而待时」的态度。但过分的顺应,有时也会为自己带来了困扰。在我一生中,似乎主动的想这想那,是没有一样成功的。就如台北的慧日讲堂,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扰。我这样的顺应因缘,也许是弱者的处世态度,也许是个性的适合,也应该是夙生因缘,引上了出家学佛之路(学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,出家要个性适合于那样的生活方式才得)。从一生的延续来看自己,来看因缘的错杂,一切是非、得失、恩怨,都失去了光彩而归于平淡。 [P3]

  我是眼高手低的,所以不自觉的舍短用长。十三、四岁开始,就倾向于丹经、术数、道书、新旧约,而到达佛法。对佛法的真义来说,我不是顺应的,是自发的去寻求、去了解、去发见、去贯通,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。我在这方面的主动性,也许比那些权力宣赫者的努力,并不逊色。但我这里,没有权力的争夺,没有贪染,也没有瞋恨,而有的只是法喜无量。随自己夙缘所可能的,尽着所能尽的努力。

  「一生难忘是因缘」,我不妨片段的写出些还留存在回忆中的因缘。因缘虽早已过去,如空中鸟迹,而在世俗谛中,到底是那样的真实,那样的不可思议!

  二 出家难

  民国十四年(二十岁),我读到『庄子』的冯梦祯序文:「然则庄文郭注,其佛法之先驱耶」,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。对于佛法,我没有师友的引导,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。 [P4]

  十七年清明后八日(闰二月二十三日),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,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,不知所措的悲伤。九月(附注:本文的年月,都是农历)里,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士!4灅公死了。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,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,终日安祥地睡眠中去世(极可能是肺癌)。一年多来,一直在求医求药,办理丧事,似乎人生只是为此而忙碌。内心的沉闷抑郁,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,引发我出家的决心。

  「出家难」,对我来说,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,而是难在到那里去出家。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,在这一区域内,没有庄严的寺院,没有著名的法师。有的是香火道场,有的是经忏应赴。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,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,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。而且,离家过近,也会受到家族的干扰。我在书本上,知道些名山古剎的名字,但并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况。我是内向的人,不会找机会,主动的与人谈话,扯关系,所以没有熟人,是不敢冒昧外出的。在我的想象中,一个外来的年轻人,没有介绍,有谁会留他出 [P5] 家呢!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,实在是太难了!

  因缘终于来了!十九年(廿五岁)五月,报上刊出大幅广告──「北平菩提学院招生」。主办者大愚法师;筹备处是「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」。秋季开学,远道的可以通信考试。资格是男性;二十岁以上,三十岁以下;僧俗兼收。这一消息,如昏夜明灯,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。我想,在三年修学中,总会熟识几位出家同学,介绍到那里去出家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,决定进行出家的计划。

  试题是「佛法以离苦得乐为目的论」。得到的覆信是:「考试及格,准予入学」。但又附带说:「开学时间,另行通知」。到了六月,我天天看报,天天等待开学的通知,而开学的消息,却始终没有。我越等越不耐烦,越是急于修学佛法了。当时的天真想法,横竖要开学,迟几天也没关系,不如到北平再说。我就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,踏上了离家(浙江省海宁县)出家,充满光明远景,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。 [P6]

  到了上海,等轮船到天津,再搭火车到北平。那时,正是召开扩大会议,中央空炸怀仁堂的时节。我到「齐宅」去探问,回答是:「筹备还没有就绪。开学没有确定期间,远道的应等通知再来」。这一下,我可有点惶惑了。在卧佛寺(也许是卧龙寺)佛经流通处,选购了几册佛书。谈起菩提学院,这才知道学院是告吹了。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师,在阎冯战争的逆转中,失去了信任与支持(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的被人遗忘了)。这一次战争的胜负,与我无关,而我寄于无限(出家的)希望的菩提学院,却被弄得无影无踪。我该怎么办呢?办法是没有的,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,连一个熟人也没有。不曾出过远门的我,对于北平方言,听来异常别扭,连「前门外」都不能顺利的听懂。这里是不能住下去的,回到南方再说。这样,又坐火车,搭轮船,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。

  上海是那样繁忙,那样尽情欢乐的都市。而我在上海的旅馆里,除了对经书出神而外,却没有事可做,没有地方可去,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。呆住了几天, [P7] 想起宁波的天童寺,于是又搭轮船到了宁波。问起天童寺,才知道人力车是不能到达的。先要搭小船,还要步行两小时。天童寺交通不便,我的希望又动摇了,消失了。无事可做,无地可去,无话可说,又在旅馆里呆了几天。呆着不是办法,但没有一个熟人,没有勇气向人诉说要出家的我,有什么办法呢!忽然想起,南海普陀山离宁波不远,不如去普陀山礼佛敬香。这样,我又到了普陀山。

  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锡麟堂。我以香客的身分,坐了兜子,前山后山的去逢佛敬香。普陀山寺庙多、和尚多、香客多,而我还是那样的孤独,心里一片茫然。第三天下午,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书,一位青年香客,见我所看的是佛书,就自我介绍:南通白蒲人,姓王,他这次是来普陀山出家的。我听了,几乎失声的叫起来。我说:「同道,同道──王先生!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」──这是我离家以来,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内心的秘密。这样的志同道合,片刻间成为知己,成为茫茫人世的良伴,商量着到那里去出家──找一个理想的地方。王君随身带来的,有一本『普陀山指南』。仔细检阅,从大寺到小庙,从小庙到茅蓬,发见在「 [P8] 般若精舍」下,写着「藏书极富,主持者有道行」几个字。当下商量决定,第二天上午,专诚去般若精舍拜访。

  般若精舍是属于普慧庵的一个茅蓬。我们到了目的地,见房屋不大,双门紧闭。好久,才有一位(只有这一位)严肃而安详的老和尚出来开门。听说我们想研究佛法,就为我们略说佛法大意。我们说:锡麟堂香客往来太多,我们想找一处僻静的所在,安住几个月,对佛法作初步的参研。他向西南角一指说:「有,离这里不过一里路,有个俗名天后宫的福泉庵。当家是褔建人,香客也都是褔建人,一年不过三、四次,平时非常的安静。我也不用介绍,你们说般若精舍老法师指导来的就得了」。我们向他谢别,就向褔泉庵来。出来招呼我们的,是一位叫宗湛的知客师。我们说明来意,他就去征求当家的意思。当家的来了,是一位白发白须的老和尚。当家的只是点点头,说了两三句我不能完全明白的话(原来是带有闽南语韵味的宁波话),大意是好的,好的。这样,我们下午就移到褔泉庵来。我与王君同住(楼上)一室,在宗湛的隔壁。 [P9]

  第二天傍晚,王君──其实是姜君的哥哥,追踪而来。说好说歹,姜君跟他的哥哥回家去了,又只剩了我一个人。我与宗湛还谈得来,见我认真地在阅读经论,就为我介绍。十月十一日,我就在福泉庵剃落出家,法名印顺,号盛正。那位白发白须的当家,就是我的恩师上清下念老和尚。般若精舍的那位老和尚,原来是太虚大师的戒兄,被虚大师称誉为「平生第一益友」的昱山上人。我的出家,曾经得到他的指示,所以出家后,顺从普陀山的习俗,礼昱公为义师父。

  很多人问我:你怎么会跟一位(语言不通的)福建老和尚出家?我自己也说不出来。我想要出家,而会从福泉庵念公出家,这不但意想不到,梦也不会梦到的。然而,我真的从念公出家了。回忆我离家出家的因缘,空登大幅广告的菩提 [P10] 学院,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,姜君带来的那本『普陀山指南』,都是使我在福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缘。因缘是那样的离奇,难以想象!无意中得到昱公的指导,我终于在普陀福泉庵,跟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,又始终受到先师的慈荫,这不能不说是夙生的缘分。

  三 普陀?厦门?武昌

\

  十九年(二十五岁)十月底,与师兄盛明,到天童寺去受戒,戒和尚是上圆下!4漒老和尚。名山的庄严气氛,留下了深刻的回忆。在普陀过了旧年,得到先师的同意与资助,我就于二十年(二十六岁)二月,到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(以下简称闽院)求法,插入甲班(第二学期)。暑期考试还没有终了,我就病倒了,精神一直不能恢复。八月初,代院长大醒法师要我去鼓山涌泉佛学院教课(实际是易地休养)。在鼓山,礼见了当代的名德──虚云与慈舟二老。我那时出家不久,对丛林规制,佛门惯例,什么都不懂。冒冒失失的样子,现在想起来, [P11] 还有点觉得可笑。年底,我回到厦门过旧年。

  二十一年(二十七岁)上学期,大醒法师要我为甲班──我的同班同学讲课。我有经不起人说好话的习性(问题是自己不会应付,不会说话,没有那股断然拒绝的勇气),竟然答应下来。我是作为与同学们共同研究的;好在一向与人无争,又没有老师气派,同学们也就将就些听了。暑假中,我不慎的说了几句话,大醒法师觉得我站在同学一边。我那时忽然警觉过来:我是发心出家求法而来的,听不到四个月的课,就在这里当法师,真是不知惭愧!这里,不可能达成我的求法愿望,我应该自求充实。但我怎样离开闽院呢?在师长面前,我是拿不出不顾一切的勇气,于是想了一个办法:我写信给普陀山福泉庵,要他们这样的写封信来──你家里的人,来常住找你,吵吵闹闹,你赶快回来自己处理。我就凭这封信去告假,大醒法师临别赠诗:「南普陀归北普陀,留君不住但云何!去时先定来时约,莫使西风别恨多」。我就这样的走了,现在台湾的学长戒德,那时也在闽院授课,也许还记得有这么一回事。 [P12]

  我回到了普陀山。初秋,就住到佛顶山慧济寺的阅藏楼看藏经。这个自修环境,虽然清苦些(就是找不到钱),为我出家以来所怀念为最理想的。好处在常住上下,没有人尊敬你,也没有人轻视你,更不会来麻烦你。在这里足足的住了一年半,为了阅览三论宗的章疏,在二十三年(二十九岁)正月,又到武昌佛学院去(以下简称武院,那时名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)。新年里,先与华清(谛闲老的法子)法师去雪窦寺,我第一次礼见了太虚大师。然后经上海到南京,访晤在中国佛学会服务的灯霞同学,瞻仰了中山陵。我又去栖霞山,瞻礼三论宗的古道场。在南京上船去武昌,意外的遇到了敏智、肇启(?)二位,从天宁寺来,也是要去武院的。我在武院半年,三论宗的章疏读完了,天气太热,我就回到了佛顶山。 [P13]

  六、七月间,虚大师附了常惺法师的来信,邀我再去厦门。那时,闽院已由常惺法师任院长,人事有了变动。在当时的青年学僧心目中,常惺法师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,我也就决定去一趟。住了半年,在二十四年(三十岁)正月,我就与常惺法师的法子(南亭法师法弟)苇中法师,同船回上海。我再住佛顶山的阅藏楼,直到二十五年(三十一岁)底,才以不可思议的因缘而离开了普陀。

  这里,我想叙述一则痛心的因缘。当我(二十四年)要离开闽院时,一位苏北同学──圣华,搭衣持具来顶礼,说愿意亲近法师。我生于浙江,出家于浙江,所以不憧得这是什么意思。只告诉他:「我要回去看藏经,将来有缘共住吧」!圣华是文质彬彬,谦和有礼的。后来,他也要来看藏经,我告诉他阅藏楼的一切实际情形。并且说:慧济寺是子孙丛林,我虽是亲房,也等于客住。但他误会了,来了。在他长养于苏北寺院的传统意识里,以为我久住佛顶山,将来会在佛顶山做方丈的。他来亲近我,就有受记做方丈的希望。我发见了他的错觉,一再的谈些佛顶山的历史,佛顶山的家风,但他着了迷一样的,怎么也不肯相信。二 [P14] 十五年冬天,我离开了普陀,圣华似乎失去了世间的一切,不久就变得神经错乱。圣华的本性,温和纯良,洁身自好,虽然能力薄弱些,但可以做一个好和尚。在苏北佛教的环境中,如出家而不能受记、当家、做方丈,那是被轻视的,可耻的,简直有见不得爹娘,见不得师长的苦衷。圣华就是被这种传统所害苦了的!圣华的不幸,使我对于今日佛教的一角,有了新的认识,新的叹息!

  四 谁使我离开了普陀

  为游览而出去游览,我平生只有过一次。只此一次,恰好免除了抗日期间,陷身敌伪下的苦境,可说是不自觉的预先在安排避难。经过曲折而希奇,因缘是不可思议的!

  民国二十五年(三十一岁)秋天,我在普陀佛顶山,完成了全藏的阅读,心情顿觉轻松。偶而去客堂(颂莱同学在客堂任知客),才听说九月里,蒋委员长(即总统蒋公)五秩大寿。经国先生令堂毛太夫人,在天台山国清寺为委员长祝 [P15] 寿。在山上普设千僧大斋,通告各方:结缘是每人海青料一段,银圆壹元。这个消息,忽然引起我的动念:天台山国清寺,是智者大师──天台宗的根本道场,我从来不曾去过。名山胜地,何不趁此斋会,顺便去瞻仰一下!一举两得,越想越好,九月中旬,我就背起衣单,过海赶千僧斋去了。

  一到宁波,就去延庆寺,这是亦幻法师总持事务,与虚大师有关系的道场。几位熟识的道友,见我那个挂单模样,要去天台山赶斋,就劝我说:「这次千僧斋会,去的人实在太多了。这几天的国清寺,不但住众挤成一团,无单可安(没有睡觉的地方),连饮水也有了问题。天台山是值得去的,但如不是为了一块钱,一块布,那大可不必赶着去受苦。过几天,斋会过了,我们介绍你去住几天,到处瞻礼,何等自在」!我是个一向懒于赶斋,生怕睡眠不好的人,听他们这么一说,也就暂时留下,等过了斋期(寿诞)再去。

  在延庆寺住了两天,吃饭睡觉,实在乏味。想起了慈北白湖(鸣鹤场)金仙寺,是亦幻法师住持的地方。听说风景优美,芝峰法师及守志(即竺摩)、月熙 [P16] 等同学,都住在那里,倒不如先去白湖走一趟,回来再上天台山不迟。决定了,就到金仙寺来。这里,倒是一个好地方,湖光山色,风景着实不错!在这里自修,应该是极其理想的,但在我的感觉中,似乎太自由了一点。

  金仙寺住了几天,打算明天要回宁波了。厦门的慧云(俗名林子青),忽在傍晚的时候来了,他就是从国清寺赶了斋下来的。大家见面,有说有笑。说不到几句,慧云忽然想到了什么,拿出银元二十元给我(那时的币值很高)说:「知道你在普陀,却找不到通讯处,我也无法寄给你。隆耀说:别的无所谓,只是印顺同学的二十块钱,无论如何,你也得代我交还他。难得在这里遇到了你,我也总算不负人之托了」。慧云来得意外,二十块钱也来得意外,这里面原是有一段因缘的。

  二十三年(二十九岁)下学期,我在闽院教课。隆耀(宝华山引礼出身)、慧云,受台湾开元寺的礼请,一个羯磨,一个教授,要到台湾去传戒。隆耀想到见了台湾的诸山长老,也得备点礼物,表示敬意。他是没有钱的,没有去与有钱 [P17] 的同学商量,却来找我这个穷同学,商借二十元。二十元,是我所有的不少部分。我与隆耀没有特别的友谊,但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。他们传戒终了,正想离台返厦,却被日本刑警逮捕,严刑苦打。曾传说隆耀(身体本来瘦弱)经不起刑责,已经死了。二十四年正月,我离开厦门,从此杳无消息,我也早已忘记这二十元了。想不到隆耀没有死,也没有忘记我,自己还在台湾休养,首先就设法托慧云归还我。佛经说:种因的会结果,欠债的要还钱,这原不过迟早──今生或来生而已!

  慧云是从杭州去天台山的。说到杭州,慧云的话就说开了。「杭州开化寺六和塔住持妙乘,是闽院老同学,对于闽院同学,来者不拒,去者不追。到了他那里,有吃有住。至于参观游览,那就各人自由。我住在六和塔,已一个多月了」。月熙想到杭州去,邀我同行。出家以来,我没有去过西湖。现在有人导游,还得了意外的财物(二十元),我也就放下天台山,先作杭州西湖之游了。

  九月廿二日晚上,才到了钱塘江边的开化寺。第二天(国历十一月六日)早 [P18] 餐毕,妙乘提议:「今天太老(指虚大师)在灵隐寺讲『仁王护国般若经』。我们是云来集菩萨,也该去参加开经法会才是」。大家没有异议,上午就到了灵隐,我也随众礼见了虚大师。下午听完了经,就回开化寺。晚上,慧云对我说:「太老好象有话要和你说似的」。我说:「我倒没有觉得」。但我心里想:虚大师也许会有话要和我说的。去年(二十四年)国历四月间,为了组织中日佛学会,出席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,我不同意虚大师的态度。大师自己不参加,却默许部分的弟子去参加。我以为:日本军阀的野心是不会中止的,中日是迟早要一战的。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佛教徒,应爱护自己,不宜与特务化的日僧相往来。也许措辞过分激烈了,我与大师的联络,也就中断了一年多。

  过了两天,妙乘在开化寺设斋,供养虚大师,没有外客。在席上,虚大师向我提起:武院要办研究班,这是由上海三昧庵宽道发心每月资助(贰)百元而引起的。有几位研究三论的,所以希望我去武院,指导他们研究。我说了几句谦辞的话,大师以「去一趟」来结束话题。这就是虚大师所要与我说的,说了也就算 [P19] 了。

  我在杭州住了一星期,忽然游兴大发,也许是二十块钱在作怪。离开杭州,首先到嘉兴楞严寺挂单。常住佛事兴隆,我被派去拜了一天梁皇忏。看情形不对,第二天起单,到旅馆去住了一天。多少游览,就搭车去江苏的镇江。访玉山超岸寺,见到了守培老法师。寺主雪松,陪我去金山;又到竹林寺一宿,见到正在编辑『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』的震华。回到超岸寺,梵波(也许是养波,一位武院的同学)从焦山来,我就随梵(?)波去焦山。焦山的住持静严,是闽院的同学,在这里受了几天招待。忽有六度(也是去过闽院的)从庐山大林寺下来,要回小庙去,他就成为我漫游的引导者。陪我去杨州;到如皋的菩提社,这是六度出家的地方。我住了好多天,多少领略到苏北寺僧的生活情形。然后经过南通,参观了啬公墓,吴画沉绣之楼──楼上藏有历代名人的观音画像。最后到了狼山,这里也有一位力定同学。住了两三天,这才与六度话别,而搭轮船回上海。三个星期的漫游,漫无目的的游历,钱也用完了,人也累了,游兴当然也就没有了 [P20] 。天台山以后再说,决定先回普陀去。

  虚大师创办的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,是附设在三昧庵内的,听说灯霞同学在那里当干事。我在决定回普陀山的前一天,去三昧庵看他。谈了一回,准备走了,他说:「下午请常惺法师演讲,你吃了午饭,听完讲再走吧」!也好,我横竖是没有事的。午后,慧云、妙乘,又在这里碰上了,真是巧合!妙乘一直埋怨我:「走了也没说个去处!在你走了以后,太老一再派人来找你」。我说:「到那里,我自己也不知道呀」!不久,虚大师来了,常惺法师也来了,三昧庵主宽道(原是普陀洪筏院子孙)当然也到了。讲演完毕,大家坐下来,虚大师重申前议,要我到武院去。大家帮着大师说话,不善词令的我,在这师友的包围下,实在应付不了。虚大师拿出二十块钱,给我作旅费。我还是要推,妙乘可说话了:「老法师给几个钱,我们做弟子的,只有说声谢谢。你去不去武昌,都没关系,慢慢决定好了」。不会说话的我,就这样没奈何的收了下来。回到普陀山,越想越不是滋味。我真是不该到三昧庵去的!但我又怎么知道三星期的漫游,会在这 [P21] 里碰上了呢!约会也没有这么巧呀!武院,我是去过的,并不想再去;特别是武汉的炎热,我实在适应不了。可是旅费已拿了,拿钱而不去,我是不能这么做的,除非将钱退回去。想来想去,也许还是(缺乏断然拒绝,不顾一切的勇气)人情难却,没奈何的决定:去一趟,明年早点回普陀山度夏。

  从普陀到武昌,已经是腊月中旬了。二十六年(三十二岁)的五月初,我就病倒了──老毛病。疴了几天,温度忽然高起来,院方才把我送入汉口某日本医院。住了十几天,才出院回来。天气那样的热,睡眠不足,饮食减少,病虽说好了,身体却还在衰弱下去。国历七月七日,芦沟桥的抗日炮声响了。国历八月十三日,淞沪的战争又起。到国历十二月四日,南京也宣告失守。想回普陀的希望,是越来越不可能了!身体一直在奄奄无生气的情况下。到二十七年(三十三岁)七月,武汉也逐渐紧张起来,这才与老同学止安经宜昌而到了重庆,我就这样的渡过了抗战八年。我为什么到四川?追随政府哪!响应虚大师的号召(共赴国难)哪,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,对我是完全不适用的。在我的回忆中,觉得有一 [P22] 种(复杂而错综的)力量,在引诱我,驱策我,强迫我,在不自觉、不自主的情形下,使我远离了苦难,不致于拘守普陀,而受尽抗战期间的生活煎熬。而且是,使我进入一新的领域──新的人事,新的法义,深深的影响了最近几十年来的一切。抗战来临的前夕,一种不自觉的因缘力,使我东离普陀,走向西方──从武昌而到四川。我该感谢三宝的默佑吗?我更应该歌颂因缘的不可思议!

  五 最难得的八年

  最难得的八年(二十七年七月到三十五年三月),为我出家生活史中最有意义的八年,决定我未来一切的八年。

  二十七年(三十三岁)五月,武汉外围一天天紧张起来。老同学苇舫(苏北人),在武院编『海潮音』,也是当时武院的管理者。他一直说要与向领江的结缘船(行驶重庆上海间的福源轮船)接洽,送我们──我与老同学止安去四川。但是结缘船一班又一班,武汉三镇的尼众去了不少(后来虚大师为他们成立尼众 [P23] 避难林),就是轮不到我们。七月中,止安着急了,自己出去想想办法,当下就买了两张到宜昌的票回来,陪着我去宜昌,暂住古佛寺。一到宜昌,才知道问题严重。在宜昌等船入川的,真是人山人海,去四川的船票,我们是没有能力(有钱也不成)买到的。后来,还是亏了向领江的结缘船,才能顺利的到达重庆。向领江的结缘船,不用接洽,也不用买票,只要出家人,就可以一直走上去。在船上,有饭(素菜)吃;到了重庆南岸,每人还给两毛钱的轮渡费。向领江半生结缘,真正功德无量!我们的船一到,老学长乐观早在码头上摇手,招呼我们。

  第二天,我与止安就去了北碚缙云山,住在汉藏教理院(以下简称汉院)。法尊、法舫、尘空、雪松(前超岸寺寺主)诸法师,都在这里。最初的一年半中(二十七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底),法尊法师给我很多的法益。他是河北人,没有受过近代教育,记忆力与理解力非常强。留学西藏并不太久,而翻译贡献最大的,是他。在虚大师门下,于教义有深广了解的,也是他。我为他新译的『密宗道次第广论』润文,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,就去问他。黄教对密乘的见解与密乘的 [P24] 特质,我因此而多少了解一点。他应我的请求,翻译了龙树的『七十空性论』。晚上,我们经常作法义的探讨,我假设问题以引起他的见解;有时争论不下,最后以「夜深了,睡吧」而结束。这样的论辨,使我有了更多与更深的理解。深受老庄影响的中国空宗──三论宗,我从此对它不再重视。法尊法师是引发了一些问题,提供了一些见解,但融入我对佛法的理解中,成为不大相同的东西。他对我的见解,当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,但始终是友好的,经常在共同讨论。我出家以来,对佛法而能给予影响的,虚大师(文字的)而外,就是法尊法师(讨论的),法 [P25] 尊法师是我修学中的殊胜因缘!

  二十九年(三十五岁),我去了贵阳。大觉精舍是华府所兴建,天曦老法师弘化的道场。曦老去世了,曦老的徒孙明照,在汉院求学,就约我到贵阳去。那时是战时,我又没有活动力,所以没有作什么,只是自修,写『唯识学探源』。施主华问渠先生,已失去了他父母那种信佛护法的精神,而只是父母传下来,不好意思结束,姑且维持下去。年底,我回汉院过年。

  到了汉院,就见到从香港来汉院旁听的演培、妙钦与文慧。三十年(三十六岁),我就为他们讲『摄大乘论』,大家非常欢喜。秋天,演培约了几位同学,到合江法王寺,办法王学院,请我去当导师。导师原是不负实际责任的,但适应事实,逐渐演化为负责的院长。三十三年(三十九岁)夏天,三年圆满,我才又回到汉院。在这一期间,又见到了光宗、续明、了参(俗名叶均)他们。

  在四川(二十七──三十五年),我有最殊胜的因缘:见到了法尊法师,遇到了几位学友。对我的思想,对我未来的一切,都有最重要的意义!我那时,似 [P26] 乎从来没有离了病,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几天以外,又从来没有离了修学,不断的讲说,不断的写作。病,成了常态,也就不再重视病。法喜与为法的愿力,支持我胜过了奄奄欲息的病态。

  六 三部书

  有三部书,对我早期的写作,资料方面有相当的帮助;而且,见到这三部书,都还有点意外之感。

  一、多拉那他的『印度佛教史』:二十六年(三十二岁),我在武院病了,一直不能康复。由于七七事变,全国抗日,虚大师与法尊法师都从庐山来,留学日本的墨禅学长也来武院小住。墨禅随身带有日本寺本婉雅所译的Ta^rana^tha『印度佛教史』,这是西藏著名的史书。我不通日文,好在译本中的人名、地名、佛法术语,多用汉字译出,所以也可以多少了解。这本书对无着、世亲时代的佛教,后期中观学者的兴起,与唯识学者的论诤,特别是秘密大乘的兴起与发展,有相 [P27] 当详细的叙述。我向他借来慢慢看,他不久就去了香港。抗战胜利回来,知道墨禅已在上海去世。这样,这本书「久借无归」,也就成为我的书了!

  二、宗喀巴的『密宗道次第广论』:二十七年(三十三岁)秋天,我到了四川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。学院已经开学,所以我住在(教师住处)双柏精舍,只是自修而已。『密宗道次第广论』,是法尊最近从藏文译出的,虚大师要我为这部书润文。这是西藏格鲁派宗喀巴大师所着的,对秘密乘─「事,行,瑜伽,无上瑜伽」四部续的次第作扼要的叙述。我读了这本书,了解到秘密乘严重的天化特性,如「修六天」,「天色身」,「天慢」等,真是「天佛一如」。有些术语,我不能了解,就请问法尊法师;从前阅读大藏秘密部,如金刚,莲华等术语,也就能了解是什么。我的「润文」,只是文字方面的略作修润,内容是决不改的。这部书,汉院刻经处没有出版,托人带到北平,由「北京菩提学会」出版,托人带多少部回四川。这本来是限于学密者阅读的,因为挂名「润文」,也给了我 [P28] 一部。『印度之佛教』十七章的「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」,这部书提贡了主要内容,这真是因缘巧合了!

  三、『古代印度』:这是『Ancientindia』的中文译本,是『印度史』的一部分。三十年(三十六岁),有人将这部译稿,带到汉藏教理院来。古代的印度,佛教是相当重要的宗教,流行了千五(六)百年。这部书当然要谈到佛教;为了译稿的更为正确,所以译者送来汉院,希望能对有关佛教部分,加以校正。我以先读为快的心情,取得一读。全书十二章,从「史料及古史」,到「南印度」,我就择要的记录下来。对后来『印度之佛教』的写作,才有了史的重要参考。而这部译稿的译者是谁,这部译稿有没有出版,我并不知道。我与这部译稿的相见,是非常意外的!

  七 业缘未了死何难

  「人命在呼吸间」,佛说是不会错的。健全结实的人,都可能因小小的因缘而突然死去。死,似乎是很容易的,但在我的经验中,如因缘未尽,那死是并不 [P29] 太容易的。说得好,因缘大事未尽,不能死。说得难听些,业缘未了,还要受些苦难与折磨。

  话,应该说得远一点。我是七个月就出生的;第十一天,就生了一场几乎死去的病。从小身体瘦弱,面白而没有血色。发育得非常早,十五岁就长得现在这么高了。总之,我是一向不怎么结实的,但出家以前,倒也不觉得有什么病。

  二十五岁出了家,应该好好的精进一番。但是,「学佛未成成病夫」,想起来也不免感伤。二十年(出家的下一年)五月,我在厦门病了。天天泻肚,同学们劝我医治,我总是说:「明天再说」。我没有医病,问题是没有钱。我不能向人借钱,我没有经济来源,将来拿什么还人呢!记得故乡的一句俗语:「有钱药又药,没钱拼条命不着」。病,由他去吧!又信同学(普陀锡麟堂子孙)来看我,一句道破:「你是没有钱吗」?「是的,只有一块钱」。他说:「够了,够了,我给你安排」。买了一瓶燕医生补丸(二角八分),让他泻一下,不准吃东西。买半打小听的鹰牌炼乳,一天可吃三次。用不到一块钱的特别办法,果然生效 [P30] ,病就渐渐好了。但病后没有调养,逢到天气炎热,睡眠不足,身体不免虚弱下来。一位同学死了,上山去送往生。经不起山风一吹,感冒咳嗽,这算不得大病。一直拖到七月,精神还是不能恢复。承大醒法师的好意,派到鼓山去教课。山上空气好,天也凉快了,这才好转过来。

  二十六年(三十二岁)五月,又在武昌病了,老毛病。病好了,还是一天天衰弱下去,从睡眠不足而转为失眠,整天都在恍惚状态中。有时心里一阵异样的感觉,似乎全身要溃散一样,就得立刻去躺着。无时不在病中,对我来说,病已成为常态。常在病中,也就引起一些观念:一、我的一句口头禅:「身体虚弱极了,一点小小因缘,也会死过去的」。二、于法于人而没有什么用处,生存也未必是可乐的。死亡,如一位不太熟识的朋友。他来了,当然不会欢迎,但也不用讨厌。三、做我应做的事吧!实在支持不了,就躺下来睡几天。起来了,还是做我应做的事。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」,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呢!但我也不会急求解脱,我是一个平凡的和尚。 [P31] 「身体虚弱极了,一点小小因缘,也会死过去的」。我存有这样的意念,所以我在武昌,一向是不躲警报的。因为我觉得:如真的炸中了,那怕小小弹片,我也会死去的,不会伤残而活着受罪。一天晚上,敌机来得特别多。武院当时住有军事器材库(科?),一位管理员,慌得从楼梯上直滑下来。有人急着叫我,我没有感激他,相反的嫌他啰苏,这可以反映我当时的生死观了。然而这一观念,在我两次应死而不死的经验中,证明了是并不正确的。

  一次是民国三十年(三十六岁)的中秋前夕,我在缙云山。月饼还没有吃到,老毛病──肚子倒先有了问题。腹部不舒服,整晚难过得无法安眠(可能有点发热)。学院的起身铃响了──五点半,天色有点微明。我想起来去厕所,身体坐起,两脚落地,忽然眼前一片乌黑,一阵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异样的疲倦感。我默念「南无佛,南无法,南无僧」。我不是祈求三宝的救护,而是试验在这异样的境界中,自心是否明白。接着想:「再睡一下吧」!这应该是剎那间事,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忽然有了感觉,听到有人在敲门,是同事在唤我早餐了── [P32] 七点钟。看看自己,脚在地上,身体却搁在床上;满裤子都是臭粪。慢慢起来,洗净了身体,换上衣服,再上厕所去。我知道,这是由于腹泻而引起的虚脱。昏迷这么久──一点多钟,竟又醒过来了。我想,假使我就这样死了,也许别人看了,会有业障深重,死得好惨的感觉。然在我自己,觉得那是无比的安祥与清明。我不想祈求,但如将来这样死了,那应该说是有福的。

  另一次是民国三十一年(三十七岁),我在四川合江(法王寺所办的)法王学院。一个初夏季节,常住为了响应政府的减(或是限)租政策,晚上(农夫们白天没有闲)召集佃农,换订租约。法王寺的经济,就是田租;田多,佃农也多,一则一则的换订新约,工作极其繁重,我也得出来帮助一下。我的工作是计算,田几亩几分几厘,年缴租谷几石几斗几升几合。佃约写好了,我又拿来核对一下,以免错误。这一晚,直到早上三点多钟才结束。

  过度疲劳,我是睡不着的。早餐后,还是睡不着,于是出门去散步。寺在深山,沿途是高低起伏的曲径。经过竹林旁边,被地上的落叶一滑,就身不由主的 [P33] 跌了下去。只觉得跌到下面,站不住而又横跌出去,别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约有半点多钟,我才逐渐醒过来。觉得左眉有点异样,用衣袖一按,有一点点血。站起身来一看,不禁呆了,原来从山径跌下来,已翻了四层坡地,共有四、五丈高。我也顾不得一只鞋子还在上层,就慢慢的走回来。最后,爬上三、四十层石级,才到达寺院。那一天,学僧们出坡采茶子去了,演培带着学僧们上山,仅有文慧在院里。左眉楞骨上的伤痕,深而且长,可是出血不多(也许这里微血管不多)。文慧就为我洗净,包扎好。我上床睡了一下,忽然痛醒了。右脚的青筋,蚯蚓般的一根根浮了起来,右脚痛得几乎不能着地,原来脚筋受了重伤。深山无医无药,想不出办法。到合江去就医吗,距离七十五华里,坐着滑竿急急的走,也要八个小时。我在山上跌伤了,惊动了全寺。丈室的一位老沙弥,自己说会医,看他说得很有信心,也就让他医了。他用烘热了的烧酒,抹在筋上,一面用力按摩。他是懂得拳术的,把我的右脚,又摇又拉,当时被按摩得很痛。人疲倦极了,渐渐睡去,等到中午醒来,青筋不见了,脚也不痛了。这类急救,比西医还 [P34] 有效而迅速得多。极度衰弱的人,跌了这么一交,竟然没有死去。不但没有死,眉心的创伤,几天就好了,连伤疤也没有留下多少。脚筋扭伤了,恰巧有一位老沙弥,一摩就好。只是上面的门牙,跌松而长出几分;下齿折断了两根。不好看,咀嚼也不中用,但上牙又自然的生根,到民国五十五年(六十一岁)才拔去。这一交,不能说不严重,可是没有死去,也没有留下伤痕,真是奇妙的一跌!这一交,使我有了进一步的信念。「身体虚弱极了,一点小小因缘,也会死过去的」──这几句口头禅,从此不敢再说了。业缘未了,死亡是并不太容易的。

  五十六年(六十二岁)冬天,我去荣民医院作体格检查。车是从天母方面过去的;我坐在司机右侧,后座是绍峰、宏德,还有明圣。医院快要到了,前面的大卡车停了,我们的车也就停了下来。不知怎的,大卡车忽然向后倒退,撞在我们的车上。车头也撞坏了,汽车前面的玻璃,被撞得纷纷落在我的身上。大家慌张起来,我坐着动也不动。他们说我定力好,这算什么定力!我只是深信因缘不可思议,如业缘未尽,怎么也不会死的(自杀例外)。要死,逃是逃不了的。我 [P35] 从一生常病的经验中,有这么一点信力而已。

  八 我回到了江南

  抗战胜利了,举国欢腾,我也该回去了!但是,不要说飞机,就是沿长江而下的轮船,也是票价贵得吓人,还要有人事关系才行。这不是我们所能的,安心的等着吧!三十五年(四十一岁)清明前后,才发现了一条可以回来的路,那就是经西北公路到宝鸡,再沿陇海路东下。虽然迂回了一点,但到底是可以通行的,而且还可以瞻仰隋唐盛世的佛教中心。我与演培、妙钦,他们连皮箱都卖了(我是想卖也是没有可卖的),凑足了旅费,才离开了值得怀念的汉院。从重庆出发,那时的光宗与了参,在重庆相别,他们正准备去锡兰深造。

  到了西安(古称「长安」),受康寄遥居士的招待。在佛学社、寄园住了几天,移住城南的大兴善寺。这里,有筹办巴利三藏院的计划;一位汉院同学x悟,在这里主持一个初级佛学院。我们借了一辆牛车,费了一天工夫,才到罗什塔 [P36] 去瞻礼。那时的罗什塔,等于一所乡村小庙,想起逍遥园时代的盛况,都不尽有无常之感。我们去瞻仰兴教寺,大慈恩寺等古剎。名剎多少还留点遗迹,所以西安一带,寺多僧少,地大寺小,隋唐佛教的光辉,在这里已完全消失了!

  经洛阳、郑州,到达开封。铁塔寺与开封佛学社,都是净严法师主持的。净岩是武院的老学长,从慈舟老法师出家;那时,续明也在这里。我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,病倒了,只能留下来养病,让演培与妙钦先回去。我住在佛学社,又上了现代佛教的一课。一位宪兵司令(大概是驻郑州的),有事到开封来,到佛学社来看净严法师。净严法师而外,戴湄川居士(前国会议员)也在座。这位司令谈起了佛法:他曾以「色不异空,空不异色;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」,考问过好几位法师。在重庆也问过法尊法师,也还是差一点。戴湄川说:「司令对佛法真是深有研究了」!他说:「抗战,剿匪,为国家服务,还不能专心研究;曾看过一部有注解的『心经』」。他走了,戴湄川说:「好小子!我真想刮他两个耳光。凭他看过一部『心经』注解,就狂妄到那个样子」!这件事,对我的印象极深 [P37] 。出家人对佛法不大留心,而对军政名流,护法居士,却一味奉承逢迎,按时送礼请斋。说到佛法,自己不会说(也有谦恭而不愿意说),却来几句:「大居士深通佛法」,「见理精深」,「真是见道之言」。被奉承的,也就飘飘然连自己的本来面目都忘了。凭固有的文字根柢,儒道思想,读几部经,看几则公案,谈禅、说教,就是大通家了!轻视出家人的风气,那位司令只是最特出的一位!为什么会这样?就是自己无知,却奉承逢迎,攀缘权势。所以,如果说有「四宝」,那只因僧不成宝,怪不得别人。我从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,(对佛法的理解)也从不会恭维他们,免他们陷于轻僧、毁憎,连学佛的基础──归依三宝功德都不能具足。

  我准备要东下了。七月十五日,佛学社有法会。下午,忽然时局紧张起来,开封城外也听到了枪声。据说:兰封的铁路,被八路军扒了。沿陇海路东下的希望没有了,一切唯有让因缘来决定。隔一天,净严法师与我到了郑州;我再从郑州南下到武昌。在郑州着了凉,在武院咳嗽了一个多月,暂时留了下来。武院的 [P38] 房屋,在苇舫的努力下,正在补修恢复。

  三十六年(四十二岁)正月,我回到了上海,在玉佛寺礼见了虚大师。大师那时有说不完的不如意事,心情沉重。那时的杭州灵峰,办理武林佛学院,演培与妙钦,都在那里任教,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。大师说:「回来时,折几枝梅花来吧」!灵峰是杭州探梅的胜地。我去了几天,就得到虚大师病重,继而逝世的消息。我折了几枝灵峰的梅花,与大家一起到上海,奉梅花为最后的供养。我在开封,在武昌,一再滞留,而终于还能见到大师,也算有缘了!大师的弟子都来了,我被推主编『太虚大师全书』。这是我所能做的,也 [P39] 就答应了。与续明、杨星森,在三月里到了雪窦,受到寺主大醒法师的照顾;全书到第二年四月才编集完成。

  三十六年与三十七年,我都回过普陀山,那只是为了礼见先师。普陀山一切都变了,阅藏楼也变了,其实京、沪、杭一带的佛教都变了,变得面目全非。一切都变了,有一切无从说起的感觉。三十七年(四十三岁),从普陀回杭州,要进行西湖佛教图书馆的筹备工作。经过宁波,到延庆寺,恰好见到了锡兰回来的法舫法师,他是去雪窦礼敬虚大师舍利而下来的。大醒法师感慨的说:「雪窦寺存有多少钱,多少谷,请法舫法师继任住持,来复兴虚大师主持过的道场。我说了两天一夜,现在连听也不要听了」!我说:「我来说说看」。我说明了雪窦寺的实况:雪窦寺的好处──蒋主席的故乡,常住经济也可维持二十多人;雪窦寺大醒法师也有些困难,最好法舫法师能发心接任。我说了好处,又说了坏处(大醒法师专说好处),法舫法师就接受了,忙着准备晋山。虽然时局变化,等于没有这回事,我内心还是很欢喜的。亦幻法师说:「法舫住持雪窦,将来办学,印 [P40] 顺一定会来帮助的」。这种适合一般人的想法,对我是不一定适合的。

  九 厦门?香港?台湾

  千僧斋,慧云交来的二十元,游兴勃发,三昧庵的突然相逢,武昌的病苦,使我意外的避免了敌伪下生活的煎熬。现在,又一次的避免了苦难,已过了四十多年的自由生活。我的身体衰弱,不堪长途跋涉。生性内向而不善交往,也不可能有奔向(语言不通的)香港与台湾的决心。我是怎样避免了的?这是又一次不自觉的在安排,预先脱离了险地。

  因缘是非常复杂的,使我远离政治动乱的苦难,主要应该是妙钦。妙钦与演培等,在汉院同住了几年,在法义的互相论究中,引发了一种共同的理想。希望在杭州一带,找一个地方,集合少数同学,对佛法作深一层的研究。三十六年(四十二岁)冬天,以佛性(禅定和尚的弟子,曾在汉院任监学)名义,接管杭州岳坟右后方的香山洞,筹组西湖佛教图书馆,就是这一理想的初步实施。这是我 [P41] 对佛法的未来理想,理想只如此而已。在几位学友中,我是大了几岁的,隐隐然以我为主导,但我没有经济基础,连自己的生活都解决不了。那该怎么办呢?当然写缘起哪(这是我的事),找赞助人哪(佛性出去跑了几趟),而主要却寄希望于妙钦的一位长辈。

  妙钦是厦门(原籍惠安)人,与性愿老法师有宗派的法统关系。抗战期间,性老开化菲岛。三十七年冬天,性老回国,在南普陀寺举行传戒法会。本来,性老与虚大师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。虚大师门下,在闽南长老,特别是性老的心目中,也没有留下良好的印象。我想,也许我是念公(福建金门人)的弟子,但主要是妙钦为我在性老前的揄扬。妙钦也希望我趁此戒会,与性老见面,可能将来会对我们的理想,能有所帮助。性老来信,要我去厦门,随喜这难得的戒会,旅费也寄来了。说来有点离奇,傅戒法会,远道去礼请羯磨、教授、引礼,是常有的;远道礼请人去随喜,是不曾听说过的。我不好辜负性老的盛意,只能以祝贺者的心情,由妙解(妙钦的师弟)陪从,离杭州而去厦门。 [P42]

  那时,已是三十七年十月,金元券的价格,开始下落。买轮船票不容易,妙解从(福建人开的)桂圆行弄到一张船票,上船交钱。两个人,一张票,上去了再说。等到轮船快开,也就是要买票了,才知道票价涨起十分之五,我们的钱只够买一张票了,怎么办?我当然是没有办法的。妙解展开了外交活动,用闽南话与人攀谈。一位(走单帮的)青年攀上了,他母亲是常去南普陀寺进香的。就凭这点,向他借到了买票的钱。年轻人有活力,能创造因缘,想到自己那样的纯由因缘的自然推动,实在太没用了。亏了妙解,我才能到达厦门。可惜他远去星洲,因缘不顺,年轻轻的早死了!

  我就这样的,意外的到了厦门。传戒法会期间,见到了恩师念公上人与师弟印实。传戒法会终了,性老约我去泉州(我就只去了这一次)。先到同安的梵天寺,这里是先师念公,师弟印实,我(先师为我代收)的徒弟厚学在管理。同安梵天寺,是著名的古剎,但现在是衰落极了!过了一宿,又随从性老到泉州,住在百原寺(也就是铜佛寺)。泉州三大名剎──开元寺,承天寺,崇福寺,及开 [P43] 元的东西二塔,都曾去瞻仰。性老留在泉州过年,我先回厦门,已是年底,常住的年饭都已经吃过了。

  一过新年,三十八年(四十四岁)正月,京沪的形势紧张,我就住了下来。随缘办了一所「大觉讲社」,演培、续明也都约到厦门来。到了六月,漳州、泉州一带,战云密布,我就与续明、常觉、广范、传x,离开了厦门,到达香港。我怎么会到香港?法舫法师在香港,一再催我到香港,并说住处与生活,一定会为我安排,我多少有了短期可托的信念,而我内心的真正目的,是想经云南而到四川北碚的缙云山。法尊法师来信:局势不妙,早点到四川来(以为抗战时期那样的可以偏安),免得临时交通困难。我对缙云山,是有一分怀 [P44] 念的,我就这样的到了香港。妙钦那时已去了马尼拉,寄一笔钱来,决定在港印行我在「大觉讲社」所讲的『佛法概论』,等到『佛法概论』出版,大陆的局势急转直下,缙云山已是可望而不可能再去的了。『佛法概论』为我带来了麻烦,然我也为他而没有在大陆受苦,因缘就是那样的复杂!

  在香港三年,我又到了台湾。到台湾,应有三次因缘:一、三十八年(四十四岁)初夏,大醒法师劝我到台湾,词意非常恳切,我也有了到台湾的意思。但他在信上说:「你来,住所我一定可以为你设法」。这一说,我可犹疑了。我不会闽南话;不会与人打交道,拉关系;我也不能帮常住的忙。寄居台籍的寺院,自觉难以适应,所以也就没有来。

  三十九年(四十五岁),我住在香港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。黄一鸣(国大)代表也住在大埔墟,曾见面数次。黄代表自认皈依太虚大师,也与灯霞相识。他要到台湾,见我们的生活太苦,劝我到台湾去。他到了台湾,大概在李子宽老居士(以下简称子老)面前,提到了我,并说我想到台湾来。所以子老给了我一 [P45] 封信,首先表示欢迎,接着说:大师全书正在香港印行,希望我能继续主持,完成后再来台湾。全书的印行,我不负任何责任,所以当时读完了信,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其实,这是黄代表的好意,我当时并没有来台的意思。事后回忆起来,我应该感谢子老。因为,要等政局比较安定:政治更上轨道,四十一年(四十七岁)秋天,我才可以来台。如三十九年就到了台湾,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。远离政治动乱的苦难,我有意外的因缘;到台湾也就有较安全的因缘──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!

  一0 怀念大法师

  民国二十年春,我到闽南佛学院求学。院长虚大师常在外弘法,院务由代院长大醒法师主持,同学们称之为大法师。由于我夏季多病,大法师推介我去鼓山,任涌泉佛学院教师;年底回闽院,大法师又要我为同学们讲课。我得到较多的修息时间,不健康的身体也就拖延下来。大法师对我的恩德,是难以忘却的。 [P46]

  大法师的名字──大醒,是虚大师给予的。虚大师的出家弟子,如大慈,大勇,大严,大刚等,都以「大」为名。没有从虚大师出家,而虚大师赐名大醒,这是众多学生中的唯一人,也可见虚大师对大法师的厚望了!大法师于十三年秋入武院。十四年春,「武院同学会」编发『新僧』,大法师就从事虚大师佛教革新运动的宣扬。虚大师主持的闽院,十六年冬,发生了革命性的学潮,南普陀寺的寺务与院务,都陷于停顿。十七年春,大法师奉命去厦门,整理寺务与院务,编发『现代僧伽』。当时由于政局的变化,中国佛教会都无法成立,佛教到了危急存亡关头,所以对墨守成规的老法师、老居士,不免有评责的言辞;也就被看作「新僧」,受到传统佛教的嫌恶。说到新,我想从事实说起:鼓山办涌泉佛学院,请大法师为副院长,教师由大法师推介。鼓山虚云老和尚是禅宗耆老,怎么会请大法师呢?十六 [P47] 年冬,虚老经过厦门,来南普陀寺。那时正在闹学潮,学院停课,学僧的服装、行动,太不成样!十九年,虚老又来厦门南普陀寺,大法师率领全体学僧,搭衣持具,向虚老顶礼接驾;并请虚老在讲堂中,为学僧开示。两次的截然不同,使虚老对大法师的办学精神,留下深切的好感。这所以鼓山办学,要请大法师负责人事的安排了。十月间,大法师又去鼓山视察学院,见我在房里抄录,他问我,我说:「论」中有重要教义,古代论师的独到思想,我摘录下来,作为研究资料。他竟然说:「好!这就是新,教理应有新的研究,不能老是背诵古德着疏,讲经了事」。还有,三十六年在雪窦编纂大师全书,续明他们要我讲佛法,我就讲『心经』与『中观今论』。大法师总是穿了海青,严肃的坐着听。他表示了对佛法的敬重,为后生作表率。所以大法师的新,在虚大师门下,不是悲观──乐观与张宗载、宁达蕴等「新佛教青年会」那样的新,也不是亦幻、芝峰、枯木等思想左倾的新,而是近于闭关以后,虚大师热心复兴中国传统佛教的新。大法师的风格,热心于为佛教复兴而服务,长于处理事务,难怪虚大师要特给以「大醒」 [P48] 名字了!二十三年底,虚大师辞去闽院院长,大法师也就离去。二十五年,住持淮阴觉津寺,创办觉津佛学院,发行『觉津月刊』;并主持七县僧众救护训练。大法师与日僧关系良好,并承邀请访问日本,到抗战期间,自称「随缘」,随缘自修,从不与日人合作。抗战胜利,大法师出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秘书长。三十五年秋,虚大师要大法师继任雪窦寺住持。好在这样,『大师全书』才能在时局动乱中完成。在风雨险恶的时候,雪窦寺的太虚大师舍利塔,终于在三十八年一月六日完成。二月,大法师来台湾,鼓吹虚大师复兴中国佛教运动的『海潮音』月刊,也移来台湾发行。时局极艰困,大法师在四十年秋,就新竹灵隐寺成立「佛教讲习会」,还是为僧教育着想。大法师继承虚大师遗志,可说是能报虚大师恩德的一人!

  民国七十四年,我读到二则文记,使我对大法师的怀念,有说不出的感受。幻生在『一个别具意义的祝寿集会』──这是美国方面的少数人士为我祝八十寿辰的集会说:「大醒法师曾说:『圆!4漒法师一生的著作,比不上印顺法师一篇文 [P49] 章的价值』……经过三十多年,……深觉醒公此言不虚。……完全因袭古人的旧说,怎能与印公导师的文章相比」(『内明』159期)。文字的价值,随因观点不同而可能不同,但大法师这几句话,为了引起僧青年的注意,说的未免太重了!那一年,台湾方面,也征求各方,发起编集『印顺导师的思想与学问』。李恒钺的『我从导师所学到的中观』末后说:「第一,当然是谢导师。第二,是谢已灭度的大醒法师。在我没听说导师(的名字)以前,他对我说:你跟印顺导师学。他是太虚大师座下我的同门师兄。说句实话,我给他的弟子作学生,都不够资格」,这句话的份量太重了(『印顺导师的思想与学问』151页)!大法师是我的师长,他却说是同门师兄;还说作我学生的学生都不够格。我那时还在香港,这样的推重我,无非希望我来台湾的话,他们会尊敬我,跟我学习。我来了台湾,到新竹找地建福严精舍,还住在一同寺。李恒钺,许巍文等少数居士来见我,要求我讲中观,我也就随缘讲说,每星期一次。我当时深感这几位求法心切,原来是受大法师称誉所引起的。我曾说:「学问是好事,每病在一慢字」。有些佛学知识,讲 [P50] 演弘法而被称为法师的,每会引发慢心。在「慢」的影响下,高高在上,即使从他修学或听他讲课,也不再提起了。大法师那样,故意贬低自己,希望在家弟子能从他的学生学,在这末法时代,能有几人呀!我称大法师为「大悲菩萨之流也」,菩萨道就是以大悲为主力的。悲怀人间而念念在复兴佛教,大法师是杰出的一人!

  一一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

  四十二年(四十八岁)夏天,我从台湾回香港,搬运书物及处理未了的手续。在识庐住了好几天,我对优昙学长说:「我交墓库运了」(这是家乡俗语,墓库运会遭受种种恶劣的境运)!他问我为什么?我将去年(四十一年)的事告诉他。从去年起,种种因缘追迫而来,看来是非受苦难与折磨不可了。优兄为我欢喜,说我法运亨通。但到了现在,我还不能决定,这真的是法运亨通吗?

  善于把握机缘的,人生是随时随地,机缘都在等待你。但在我自己,正如流 [P51] 水上的一片落叶,等因缘来自然凑泊。我不交际、不活动,也不愿自我宣传,所以我不是没有因缘,而是等因缘找上门来。这当然是生活平淡,少事少业了。可是一到四十一年(四十七岁),因缘是一件件的相逼而来,有的连推也推不掉,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年。因缘的追逼而来,真是太不可思议了!这一年的因缘,值得一提的,至少有十件。

  一、正月初三日,我与演培、续明等出门去拜年──没有别的,只是识庐与鹿野苑。到了香港识庐,续明去湾仔的香港佛教联合会,这是我们曾经暂住的地方。续明带回了一封信,信是去年十一月中(却要在这一年收到),槟城明德法师寄来的。信中问我:听说你有一部『中观论颂讲记』,要多少钱才能印出?他愿意发心来筹募。明德法师与我,过去并不相识,也没有法统的关系。这样的为法而发心,使我感动。后来筹集的款项,超过了印费,余款又印了一部『胜鬘经讲记』。为了付印,我又检读了一遍原稿,忙了好多天(校对由续明他们负责)。 [P52]

  二、当天下午,到了荃湾鹿野苑,这是江苏栖霞山的下院。我们那时寄住的净业林,就是鹿野苑三当家(当时的实际负责者)的精舍。到了新年,我们是应该来这里拜年的。那一天,明常老和尚提议,要我在鹿野苑讲一部经。既然住在净业林,这也就不能推辞的了。后在二、三月中,讲了一部『宝积经』──「普明菩萨会」。我的口才平常,又不会讲些逗人呵呵笑的故事,听众的反应平常。

  三、演培年初就要去台湾了,我却发起了福严精舍的筹建。说来话长,三十九年所住的梅修精舍,是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来,原是可以长住的。净业林在青山九咪半,是鹿野苑三当家的精舍,最近翻修完成,邀请我们去住。三当家的一番好意,是应该感谢的!他肯这样做,应有演培,特别是仁俊(仁俊住鹿野苑,与三当家的私交很厚)的关系在内。我在香港,毫无活动。我们的生活,全靠马尼拉的妙钦支持。他不是为我们筹化道粮,而是将自己所得的单钱、忏资、!9孍 钱,纯道义的为佛法而护持我们。不过,总不能老是这样下去,妙钦也有了去锡兰深造的计划。我是等因绿决定的人,到无米下锅时再说,但演培、续明多少为 [P53] 未来而着想,主张迁到净业林去(四十年,我们的生活费,还是自己负责的)。我是除非与大体有碍,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,所以我们就在四十年(四十六岁)春天,迁到净业林去。现在回忆起来,这是走错了一步。对未来台湾的境遇,种下了苦因。但我那里能预知,这是不可思议的逆缘!我到了净业林,仁俊也来共住;超尘(二当家)在这里闭关;悟一(四当家)管理庶务。我不大注意别人,也不想知道别人的秘密,所以平顺的住了一年。

  到了年底年初,一项不平常的事件,也许别人不觉得,而我却深深的懊悔了,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!事情是这样的:到了年底,三当家的头发,留得长长的,不肯剃去。到了新年,也不肯去施主家拜年,这是(鹿野苑)违反常例的。三当家的意思是:自己对鹿野苑战后的复兴,有过重大的辛劳。而弥光(应该是他的法师)却故意与他为难,所以他不愿再干了。这只是对付弥光的一项战略,结果是弥光被逼出去了。人与人是难免有磨擦的,但在佛教内有些不顺意,就以还俗的姿态来作武器;出家人可以使用这一绝招,那还有什么不能使出的呢!鹿野 [P54] 苑人才济济,上一辈是老和尚明常;中一辈是大本(即后来台湾的月基)、弥光;下一辈是五位当家。一门三代,年龄相差不太远。人人仪表堂堂,个个能唱、能念、能说、能写、能干。大家挤在一起,正如脂肪过剩一般。「一叶落而知秋」,我似乎敏感,而事后证明为绝对正确。如一直寄住下去(那时我还不知道要到台湾),我们的处境,会是很难堪的。但当时的鹿野苑,声誉还好;我们受尊敬受欢迎而来,又凭什么理由而要离去?再迁到别处,不但对不住鹿野苑与净业林,也与自己有损。我与续明研究,唯一的办法,是自己创立精舍,才能不留痕迹的离去。这样决定了,就与妙钦说明。妙钦以去锡兰为理由,愿为我们成立精舍而作最后的服务。就这样,住在净业林而开始福严精舍的筹建工作。这是我被迫而自己计划的,但在香港是成功而又失败了,虽已找到了建地,却又改变主意而移建到台湾。

  四、大概是三月里,优昙约我去识庐。荃湾芙蓉山的南天竺,有意要献为十方。优昙介绍敏智(武院同学)与我!敏智任住持,我与续明他们去弘法──两 [P55] 人合作。我不好却优昙的好意,曾与敏智去南天竺一次,但此事不成事实,后来是消息全无了。问题并不在我,而是敏智。敏智是有名的天宁寺大和尚,但并不是传说中有钱的那位天宁寺大和尚。大概行情明白了,也就免谈了。

  五、优昙来信约我去识庐,因为冯公夏居士们,要成立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,我没有去。一次到了识庐,优昙要与冯公夏联络,我说:「今天不便,下次再来」。我习惯于在僧团中自修,不会与居士们打交道(现在老了也还是这样)。但是,冯公夏等到了清凉法苑来;清凉法苑离净业林不过数十步,请我去午斋,这是无可推避的了。在席间,商量成立港澳分会,并请我担任港澳分会会长。这可说是给我的荣誉,是他们的好意,并无实际责任,我也就答应了。这是一件避也避不了的因缘。

  六、香港佛教联合会改选,我被选为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。这应该是优昙与陈静涛居士在后面策划的。我只出席了一次改选后的就职典礼。会务由副会长王学仁居士负责。这也只是一项荣誉,历届(海仁、筏可老)都是这样。在四、五 [P56] 月中,我一连戴上了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,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会长双重头衔,在我还是第一次。等到定居台湾,我就专函去辞谢了。

  七、到台湾:这一年的离香港到台湾,与二十五岁的离家出家,在我的一生中,都有极深远的意义,但意义并不相同。大概是五月底,子老从台湾来信:中国佛教会(以下简称中佛会)决议,推请我代表中华民国,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。议决案也抄了寄来,法师与居士们而将去日本出席的,共有三十人左右。我没有想到别的,只觉得:日本在现代的佛教国际中,说他俗化也好,变质也好,仍不失为佛教的一大流,应有他所以能存在,又值得参考的地方。到台湾──其实是到日本去一趟,应该是值得的,我就这样的答应了下来。我是一向不注意别人的;子老不再说什么,只是说:「预备好,等入境证寄到就来」。七月十五日前后,我到了台湾。去日本出席的代表,政府已限定为五人。我没有过人的才能,语言不通,子老却坚决的非要我去不可。等到我知道,去日本的期限也近了,只有随波逐浪,将错就错的错下去。 [P57]

  八、从日本回到台弯,已是九月天气。子老在善导寺护法会提议,聘请我当导师。他送聘书来,我说:「南老是导师,为什么又请我」?子老说:「善导寺的导师,不限一人,如章嘉大师也是导师,这是护法会表示的敬意。至于善导寺的法务──共修会、法会、佛七,一切由南老负责」。我就这样的接下了,这当然又错了一着。除了善导寺请我公开讲演几天外,我不参加善导寺的一切法务。那时,南亭法师(在我来台湾之前)已在新生南路成立华严莲社,就在莲社过年。我不愿留在寺中,被信众作为新年敬礼的对象,就到汐止静修院去度旧年。新年回来,住在善导寺,但南亭法师从此不再来了。逢到星期共修会,信众们见南亭法师没有来,就来恳求我讲开示,我就这样的随缘下来(我始终没有领导念佛)。我到了台湾,去日本出席的名额,虽不知会轮到谁,但到底被我占了,占去了大家的光辉。到了善导寺,南亭法师不再来了,离开了台北的首剎。我是错了,我有意占夺别人吗?在我的回忆中,我没有这样的意图,错误的是谁呢?我自己比喻为:我到台湾,住进善导寺,正如婴儿的!2铕地一声,落在贫丐怀里。苦难 [P58] 与折磨,是不可避免的了。因缘来了,我还有什么可说,只有顺因缘而受报了!

  九、菲律宾侨领施性水与蔡金槍居士来台湾,特地到善导寺来看我,传达了性愿老法师的意思,请我到菲律宾去弘法。我以初到台湾,还不能来菲,希望不久能来菲律宾亲近──以这样的信,辞谢了性老。这虽没有成功,但实为四十三年底去菲的前缘。

  十、大醒法师去世了。一年多来,醒师病废,『海潮音』没有人负责,由李子宽、贾怀谦,勉力维持下去。现在大醒法师死了,没有钱、没有文稿、没有负责人。虚大师创办的,维持了三十多年的『海潮音』,总得设法来维持。子老邀集部分护法来集议,决定由李基鸿(子宽)为发行人,推我为社长。社长原是虚名,不负实际责任的,但我却从此负有道义的责任。子老与编辑合不来,编辑不干了,子老就向我要人。一而再,再而三,我那有这么多的办法?一共维持了十三年──四十二到五十四年,这一精神上的重压,直到乐观学长出来,任发行人兼编辑,我才如释重负的免去了无形之累。 [P59]

  四十一年(四十七岁)的因缘,一件件的紧迫而来,不管是苦难与折磨,还是法喜充满,总之是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。我虽还是整天在房间里,但不只是翻开书本,而更打开了窗户,眺望人间,从别人而更认识到自己。

  一二 香港与我无缘

  出家来二十二年(十九到四十年),我依附在寺院中、学院中,没有想到过自己要修个道场。三十八年六月,到了香港,就到大屿山宝莲寺过夏。中秋后,移住香港湾仔的佛教联合会。十月初,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到了静室,才移住粉岭的觉林。三十九年,借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;四十年,又寄住到青山的净业林。由于净业林难得清净的预感,决定了自立精舍,这就是福严精舍筹建的因缘。福严精舍不是我个人的,为我与共住的学友──演培、续明、常觉、广范等而建筑的,也就是我们大家的。地也买定了;妙钦在岷尼拉的普陀寺,为我们举行了一次法会,集成菲币壹万元寄来。小型精舍的成立在望,但香港建立精舍的计 [P60] 划,终于变了。

  我受中佛会的邀请,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;会期终了,回到台湾。子老留我住在台湾,我也没有什么不可,只是我在香港置了地,银行已有多少存款。这是我经手而不是我私有的,我不能将愿款放在自己的荷包里就算了。无论如何,我也要回香港去了结手续,将精舍建起来。我自己不住,也有广范他们要住。可是,我没有出境证,走不了。当初办理来台手续,一切由子老代办。办入境证而没有同时办理出境,现在回忆起来,子老显然有留我定住台湾的意图,也许他当时有此需要吧!我一再说起,非回香港去一次不可。子老提出了办法,要我先申请在台湾定居,政府知道我要定住台湾,就容易把出境证发给我。我来台湾,不信任他又信任谁呢?于是乎他为我办好定居台湾的手续。定居手续办妥了,立刻申请出境(又入境),可是石沈大海,一点消息也没有。到了四十二年(四十八岁)二月,出境证还是没有消息。因缘决定一切,既然去不得香港,只有另想办法,设法将功德款移来台湾,在台湾建筑了。演培曾在新竹市青 [P61] 草湖灵隐寺讲课(那年上学期,将台湾佛教讲习会迁到善导寺来),所以介绍到新竹去找地,住在一同寺。一时也找不到理想的地方,直到四月中,才决定在一同寺后山,俗名观音坪的,购定一甲零坡地,然后包工承建(全部约台币八万元)。当时有人议论我,一到台湾,就急着要建道场,谁知道我的事呢!

  说来希奇,五月初,地也买定了,工程包好了,立即接到通知说我的出境手续,还欠四张照片。我有点惊疑:难道我有去香港一次的机会吗?今天将相片缴上去,隔天就有出境(又入境)证发下来。后来听人说:这是政府的规定,凡是申请定居台湾的,六个月内不得出境。我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规定,如真的有此规定,那子老为什么要我先申请定居,然后申请出境呢?我对香港,并无特别好感,没有非住不可的理由。只是为了经手筹建手续,不能撇下不问。我一切是随因缘而流,子老为我安排一切,我能说什么。只能说:台湾与我有缘──有无数的逆缘与顺缘;香港与我无缘,没有久住的因缘。

  就这样,福严精舍终于在四十二年夏天,建在台湾省的新竹市了。 [P62]

  一三 漫天风雨三部曲

  在四十二年与四十三年之间,我定居在台湾,受到了一次狂风骇浪般的袭击,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的袭击。在我的平凡一生中,成为最不平凡的一年。我出家二十多年了,一向过着衰弱的、贫苦的,却是安宁的、和谐的生活。觉得自己与人无争,我没有到台湾,就受到了从台湾来的爱护。在我的平淡生活中,感觉到一切都是好的。

  三十九年(四十五岁),住在大埔墟梅修精舍。忽接香港「应寄」的一封信,说台湾有人带了东西来给我,要我亲自去取。我感到非常意外,按信上地址,找到(靠近)半山区,见到了一位应太太,他是新近从台湾来的。他将美金一百元交给我,并略说内容:香港有人写信给南亭法师,说:我们在香港精勤修学,却没有人供养,生活艰苦。南亭法师与白圣法师谈起,引起了对佛法的同情。钱是劝X夫人发心乐施的。他说:你知道了就好,写信谢谢白圣法师就是了。我是 [P63] 依着他的话而这样做了。这位应太太,我到台湾来,始终没有见过,他就是现在纽约,创设美东佛教会的应太太。我得了这笔意外来的布施,与演培他们商量,将自己的凑起来,又得陈静涛居士的发心,从日本请了一部『大正藏经』(那时约二百五十美元左右),以便参考。大家心里充满了法喜,深感佛教同人的关护。所以我到台湾来,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什么意外的。有人说:台湾佛教本来平静,为什么印顺一来,就是非那么多!其实,我也正感到希奇:我没有来台湾,二十多年平静无事,深受(连台湾的在内)长老法师们的关护。为什么一到台湾,就成了问题人物!现在回忆起来,不是我变了,也不是长老法师们变了,主要是我出席日本世界佛教友谊会,住进善导寺。我不自觉的,不自主的造了因,也就不能不由自主的要受些折磨了。

  四十二年(四十八岁)五月中旬,我从台湾到了香港,运回了玉佛一尊,(明德法师等)槟城佛学会供养的;『大正藏经』一部,一些私人的衣物;筹建精舍的功德款,当然也带回了。回台已是六月底了,为了精舍的建筑,布置佛堂及 [P64] 用具的准备,也觉得忙累。九月十一日,举行落成开光礼。十月中,在善导寺讲了一部『妙慧童女经』。十一月中,善导寺举行佛七及弥陀法会。身体衰弱的我,在这不断的法事中,没有心力去顾虑别的,不会去注意环境的一切。

  暴风雨要来了,但不可思议的因缘也出现了!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(弥陀诞),是一个难于理解的日子。弥陀法会终了,我极度疲乏,要演培当天回新竹去,主持明日上午新竹方面每周一次的定期讲演。但演培回答说:「不,我要去汐止弥勒内院看慈老」。他的个性、说话,就是这样直撞的。他非要那天赶上弥勒内院;慈航法师是他曾经亲近的法师,不忘师长而要去瞻礼,我是不应该阻止的。那天晚上,我赶回新竹而他去了汐止。由于身体的过于疲劳,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。 [P65]

  第二天下午,演培回精舍来,神情有点异样。据他说:他一到弥勒内院,慈老一见就说:「演培!中国佛教,今天在我与你的手里」。演培惊异得有点茫然,慈老将一篇文章向关外(那时在闭关)一丢:「你自己去看吧」!这篇文章的题目是:「假如(也许是「使」)没有大乘」。文章是慈航法师写的,是批评我,应该说是对我发动的无情攻击。文章的大意,说我要打倒大乘,提倡小乘佛教,提倡日本佛教。说我想做领袖,问我到底是谁封了你的。文章还只写成三分之一。演培就向他解释说:「导师(指我)提倡中观,不正是大乘吗?怎么说他要打倒大乘?他还写了一部『大乘是佛说论』呢!日本佛教,导师以为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基础上,要模仿也是模仿不成的。老师不要听别人乱说」!慈航法师与演培,有师生的关系,对演培也有好感,所以说了大半天,终于说:「好!文章你拿去,我不再写了,等打回大陆再谈」。演培还告诉我:慈老向他做了个特别表情,轻轻的说:「有人要他(指我而说)好看,等着看吧」!我听了这些话,似信非信,但那篇没有完成的文章,真真实实的摆在我的面前。我想,我称叹缘起 [P66] 性空的中道,说唯识是不了义,慈航法师提倡唯识宗,也许因此而有所误会。因此,我把这篇没有完成的文章,寄给香港的优昙同学──慈航法师的徒孙,希望他能为我从中解说,我是没有打倒唯识宗的想法的。不知道我是睡在鼓里,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有眼不看,有耳不听,不识不知的过日子,竟有我那样的人!

  我不能专顾自己了,非得敞开窗户,眺望这世间──宝岛佛教的一切,情况逐渐明白过来。原来,慈航法师写对我攻击的文章,已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。长老大德们隐蔽起真情实况,而展开对我的致命一击。打击方式,逐渐展开,以「围剿圆明」的姿态开始──第一部。由中国佛教会(李子宽主持的时代)派遣去日本留学的圆明,苏北人。他是白圣法师在上海静安寺的同事;南亭法师在上海青莲庵(在九亩地)的学生;也是来台湾后,追随慈航法师的得力助手。我在上海,也见过两次面,点过两次头。不会与人打交道的我,当然没有什么话说。不过在日本开会期间,倒也几乎天天见面。但这是大家在一起相见,不曾有什么私人的交往。圆明在日本留学,当然会受到日本佛学的某种影响(也可说是进步) [P67] ,写些介绍或翻译,应如何改革的文章,在『觉生』(台中出版)上发表;『海潮音』也登过一二篇译稿。当然,他所说的,不合长老大德们的传统理念。不知为了什么;圆明在一次写作中,要台湾的法师们,向印顺学习。苏春圃写了一篇批驳胡适的文字,请慈航法师鉴定。慈航法师是直性直心,想到写到,就加上「按语──一、二、三」而发表出来。圆明是胡适的崇拜者(六十年代,为了六祖『坛经』,批评钱穆的杨鸿飞,就是圆明的现在名字;他似乎始终是胡适崇拜者),对苏文大加批评,并对三点按语,也一一的痛加评斥,结论还是要慈老跟印顺学习。这真是岂有此理!慈航法师是菩萨心肠,但到底没有成佛,对这些有损尊严的话,也还不能无动于中。圆明有言论的自由,但我可被牵连上了。当时的中国(从大陆来的)佛教界,发动了对圆明的围剿,有批评的,有痛骂的。并由中国佛教会──会长章嘉大师、秘书长吴仲行,通知各佛教杂志,不得再登载圆明的文字。

  在表面上,文字上,大陆来台的法师居士们,几乎是一致的痛恶圆明。但在 [P68] 口头宣传上,部分人(攻击我的核心人物)却另有一套。传说,不断的传说,传说得似乎千真万确,圆明不是要大家向印顺学习吗?传说是:圆明的敢于发表文章,是受到印顺支持的。进一步说,那一篇文章是印顺修改的;那一篇是印顺所写而由圆明出名的。甚至说:『觉生』的编辑部,实际是在新竹的福严精舍。无边的口头宣传,从台北到台中,到处流行(我偶尔也听到一点,但事不关己,一笑而已)。这么一来,圆明的一切,都应由我来承担责任。「邪知邪见」、「破坏佛法」、「反对大乘」、「魔王」……这一类词汇,都堆集到我的身上了。举一切实的事例吧!四十三年正月初,台籍信徒李珠玉、刘慧贤(可能还有侯慧玉),是善导寺(护法会)的护法。他们从汐止静修院来,向我作新年的礼敬。他们说:「当家师说:圆明有信给慈老,说过去的文章,都是印顺要他这样写的,并非他的本意」。他们问我: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」?我说:「我也听说圆明有信给慈老。慈老与我,也可能多少有点误会,但我信任他的人格,他是不致于妄语的,你们倒不妨直接向慈老请示」。后来李珠玉等告诉我:慈老说:「圆明只 [P69] 是说:他是为真理而讨论,对慈老并没有什么恶意。信里也没有提到印顺」。我说:「那就是了,你们明白了就好。不必多说,多说是没有用的」。──明里是围攻圆明,暗里是对付印顺,这是漫天风雨的第一部。

  由慈航法师写文章──「假如没有大乘」,是对我正面攻击的第二部曲。当时的慈航法师,道誉很高。赵炎午、钟伯毅……护法长者们,对慈航法师都有相当的敬意。如慈航法师而对我痛加批评,那末,护法长者们对我的观感,是多少会有影响的。所以,长老法师们与慈航法师,平时虽未必志同道合,而为了对付我,长老法师们,还有少数的青年义虎,都一个个的先后登上秀峰山弥勒内院(当然一再上山的也有),拜见慈航法师。大家异口同声,要慈老出来救救中国佛教。要慈老登高一呼,降伏邪魔,否则中国佛教就不得了!长老法师们那样的虔诚,那样的恳切,那样的护教热心!在关中专修的慈航法师,终于提起笔来,写下了「假如没有大乘」。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,演培那天非要上秀峰山去见慈老不可!也就这样,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,忽而兵甲不兴。希有!希有!我不能 [P70] 不歌颂因缘的不可思议。

  先造成不利于我的广泛传说,再来慈航法师的登高一呼,使我失尽了佛门护法的支持,那末第三部曲一出现,我就无疑的要倒下去了。虽然第二部曲没有演奏成功,但第三部曲的演出,已迫在眉睫。「山雨欲来风满楼」,要来,总有将来未来的境界先来。十二月初八日晚上,善导寺(在我宿舍的外面客室)有一小集会。来会的,有白圣法师、佛教会秘书长吴仲行、南亭法师、周子慎居士。代表发言的,是吴秘书长与周居士。问我对圆明的看法;是否赞同圆明的思想。我大概说:圆明留学日本,多少学到些治学方法;如考据是治学的方法之一,但考据的结果,不一定就是正确。我说:圆明译介部分的日本学者的思想,至于圆明自己对佛法的思想如何,我完全不知道。周居士又说了些相当动听的话:台湾光复不久,部分还存有思慕日本的意识。我们万不能提倡小乘佛教,提倡日本佛教!但在我看来,日本佛教就不是小乘佛教,小乘佛教就一定反对日本佛教。说提倡小乘而又提倡日本佛教,原是极可笑的,但我又从那里去解说呢!我只能对自 [P71] 己负责,我没有承认与圆明的思想一样(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到底怎样),也不承认与圆明有什么关系(实在没有关系),这当然不能满足来会者的愿望。末了,吴仲行秘书长把桌子一拍说:「为共产党铺路」(陈慧复居士在旁,为此而与他吵了几句),就这样的走了。这样小小集会,就这样的结束了。

  吴秘书长的一句话,我直觉得里面大有文章,但也只能等着瞧了。这一晚的集会,我不知到底是谁安排的?目的何在?这可能是佛门的几位护法长者所促成(可能是子老在幕后推动)的。希望能见见面,交换意见,增进友谊。没有几天,在华严莲社又有一次(午)聚餐会,是护法长者们出名邀请的,法师与居士,也来了好多位。午餐时,大家谈谈佛教,交换意见,并有以后能半月或每月举行一次的提议。护法长者们的好意,是可感的!但第三部曲就接着正式推出了。

  国民党中央党部,有一种对党员发行而不向外界公开的月刊(半月刊?),常时的最近一期,有这么一则:(大意是)据报:印顺所着『佛法概论』,内容歪曲佛教意义,隐含共匪宣传毒素,希各方严加注意取缔。这当然是佛教同人而 [P72] 又是国民党党员的,将我所着的『佛法概论』,向党方或保安司令部密报,指为隐含共匪宣传而引起的。吴秘书长就去见中佛会会长章嘉大师,认为中佛会应该要有所表示。章嘉大师是一向信任李子宽的,所以要他与子宽协商。那时,子老只是中佛会的普通理事,秘书长没有向他征求意见的必要。就立刻以中佛会(四三中佛秘总字第一号)名义,电台湾省分会、各县市支会、各佛教团体会员、佛学讲习会等,「希一致协助取缔,勿予流通传播」,并以副本分送内政部、省政府、省保安司令部、省警务处、各县市政府,以表示中佛会的协助政府。这一天,是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。子老每说:「大家正高叫刀下留人,就卡嚓一刀的砍了下去,太厉害了」!

  这当然是对我最严重的打击了。假使我一向是个活动人物,到处弘法,到处打交道的,经过中佛会的特电,也许会到处碰壁,避而不见,或相见而不再相识,「门前冷落车马稀」,不免有点难堪!好在我与各县市佛教会等,一向没有联系,认识的也没有几人。我一向是从新竹福严精舍到台北善导寺,从善导寺到福 [P73] 严精舍及近邻一同寺。现在见面的,还是这几张熟面孔。大家(悟一与常觉,新近从香港来,适逢其会,也难为他们了)不是着急,就气忿不平,没有嫌弃我的表情。所以我还是平常一般,不过心里多一个疙瘩而已。

  中佛会行文以来,年底年初,传播的谣言,也越来越多。有的说:印顺被逮捕了。有的说:拘禁了三天。也有说,不敢到台北来。也有说:躲起来了。我并不乐意去听这些,但偏有好心人,要传到我的耳朵里。我心里有点惭愧了!古语说;「我虽不杀伯仁,伯仁由我而死」。现在是:「我虽没有造口业,而无边口业却为我而造」。我对子老说:「子老!我要辟谣」。他问我怎么个辟法?我说:「公开宣讲佛法」。于是正月十五日前后,在「中央日报」刊登了讲法的广告。讲了七天,听众倒还是那么多。讲题是:「佛法之宗教观」、「生生不已之流」、「环境决定还是意志自由」、「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」、「解脱者之境界」。我这么做,只是表示了:印顺还在善导寺,还在宣讲佛法;我以事实来答复谣言。这样一来,那些离奇的谣言──口业,大大的减少了,但口业是不能完全绝 [P74] 迹的。

  在暴风雨的惊涛骇浪中,也许真正着急的是子老。他是我来台的保证人,邀我来台的提议者,我又是善导寺(善导寺由护法会管理,子老是护法会的会长)的导师。我如有了问题,他忠党爱国,当然不会有问题,但也够他难堪的了。而且,善导寺又怎么办呢!子老应该是早就知道的,知道得很多很多。他有时说:「问题总要化解」。他从不明白的对我说,我以为不过是长老法师们对我的误会吧了!但他是使我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,他怎么能消弭这一风波于无形呢!无论是围攻圆明,慈航法师出面写文章,以及向党(政)密告,而真正的问题是:我得罪(障碍了或威胁)了几乎是来台的全体佛教同人。

  与我自己有关的,是:一、我来台去日本出席世佛会,占去了长老法师们的光荣一席。二、我来了,就住在善导寺。主持一切法务,子老并没有辞谢南亭法师,而南亭法师就从此不来了。但是,离去善导寺是容易的,忘怀可就不容易了(这又决不只是南亭法师,善导寺是台北首剎,有力量的大心菩萨,谁不想主持 [P75] 这个寺院,舒展抱负,广度众生呢!三、我继承虚大师的思想,「净土为三乘共庇」。念佛,不只是念阿弥陀佛,念佛是佛法的一项而非全部;净土不只是往生,还有发愿来创造净土。这对于只要一句阿弥陀佛的净土行者,对我的言论,听来实在有点不顺耳。四、我多读了几部经论,有些中国佛教已经遗忘了的法门,我又重新拈出。举扬一切皆空为究竟了义,以唯心论为不了义,引起长老们的惊疑与不安。五、我的生性内向,不会活动,不会交往,更不会奉承迎合,容易造成对我的错觉──高傲而目中无人。

  子老,是使我陷于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起初,他以中佛会常务委员身分,护持会长章嘉大师而主持了中佛会;又扶植(宋)修振出来主持台湾省分会;又是宗教徒联谊会的佛教代表。他未免过于负责,不能分出部分责任,让佛门同人来共负艰巨,所以弄得大家不欢喜。出席日本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,代表限定五人,而他偏要从香港来的我去出席。在我来台湾的半个月前,中国佛教会改选,他已失去了常务理事,而只是一位普通理事了。是非是不用说的,但足以说明中 [P76] 国(从大陆来的)佛教同人对他的观感。在人事方面,为了纪念法舫法师的追悼会,(南亭法师不主张开,不来出席)子老开始与南亭法师间的误会(这是陈慧复居士说的,但我想,不会那样简单)。白圣法师与吴秘书长,是子老的同乡(白圣法师还是应城小同乡),而不知为了什么,彼此间都存有很深的意见。

  当然最重要的,还是善导寺。善导寺是李子宽与孙(立人将军夫人)张清扬居士,捐一笔钱而以世界佛学苑名义接下来的。为了维持困难,组成(四十八人)护法会,子老是该会的会长。在善导寺大殿佛像,几乎被封隔起来时,长老法师们当然没有话说。等到善导寺安定了,清净了(部分还没有迁出去),信众逐渐集中起来,在长老法师们的传统观念里,寺院是应该属于出家人的。善导寺是台北首剎,大殿庄严,没有出家人来领导法务,是不行的。大醒法师离开后,子老曾亲自领导法务,讲过『金刚经』,但这是信众们所不能满足的,于是礼请南亭法师为导师。导师是只负法务,而不能顾问人事与经济的;这一局面,当然难以持久。恰好我来了,住进善导寺,衰弱的身体,也就将法务维持了下来。 [P77]

  这样,为了善导寺,对付子老,就非先对付我不可。如我倒了,子老维持善导寺的局面,也就非成问题不可。这是长老法师们对付我的深一层意义(所以这次问题结束,善导寺还要一直成为问题下去)。

  还有,演培是多年来与我共住的,过分的到处为我揄扬(续明就含蓄得多了),不免引起人的反感。他来台湾主持台湾佛教讲习会,与旧住台湾佛教讲习会的青年法师间有了问题。演培原是慈航法师的学生,但十多年来已接近了我。四十二年春天,续明与仁俊到了台湾。年底,悟一与常觉也到了福严精舍。那时,慈航法师的学生──唯慈与印海,已住在福严精舍。而妙峰、幻生、果宗等,也到了新竹灵隐寺,演培主持的讲习会来旁听。讲习会里,当然还有一部分台籍同学。这似乎是佛教青年,向福严精舍而集中,这可能成为佛教的一大力量。圆明又这样的为我作不负责的义务宣传。长老法师们看来,对佛教(?)的威胁太大,那是不得了!不得了!无限因缘的错杂发展,终于形成了非去我不可的漫天风雨。 [P78]

  值得欣幸的是:当时的政府,已经安定;政治已上了常轨,对治安也有了控制。所以,对于密报,或有计划的一次接一次的密报,如没有查到真实参加组织活动的匪谍嫌疑,决不轻率的加以拘捕。我在这次文字案中,没有人来盘问我,也没有被传询、被逮捕。由于政治的进步,我比(几年前)慈航法师及青年同学们,实在幸运得多了。后来,以请求修改,重新出版而销散了漫天风雨。我还是过去那样的从善导寺而福严精舍,从福严精舍而善导寺。在中国(大陆来的)佛教界,从台中到台北,几乎全体一致的联合阵线,对我仅发生了等于零的有限作用。我凭什么?我没有祈求佛菩萨的加被,也没有什么办法。我只是问心无愧,顺着因缘而自然发展。一切是不能尽如人意的,一切让因缘去决定吧!